引言
山西是一个山地丘陵面积占多数的高原省份，除南部的汾河中、下游谷地和上党(治今长治市)盆地之外，降水、热量、土壤、交通等条件，皆不如东部平原优越，农业经济整体上不如冀、鲁、豫地区发达。但是，山西地理位置特殊，地形条件复杂，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多种经济的先天优势，从而形成了与华北平原地区迥然不同的经济风貌。
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
山西所在的“三河地区”，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山西高原地区的农牧业分界线，已经从战国时期的今河津——太原一线，向北推移到了今兴县——大同一线，尤其以西南部的汾水中下游、涑水流域最为发达。这一地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普遍种植黍(黄米，塞北地区称之为糜子)、稷(小米)、稻(水稻)、麦(冬小麦)、菽(大豆)5种基本的农作物了。
此后一直到清代，随着各种外来的农作物在山西地区的陆续引种，农业生产的成效进一步扩大。晋南地区农业基础条件较好，是小麦、烟草、棉花、水稻的主要产区；晋中地区的河水和泉水灌溉发达，小麦、水稻、谷子、高粱、玉米等多有种植；晋东南的河谷和盆地多种小麦，山地多种谷子、玉米、豆类；晋西北和雁北地区因无霜期短，所以只宜大量种植生长期短的马铃薯、莜麦、荞麦、豆类、胡麻。
由盛转衰的畜牧业
山西高原地区可耕地的面积有限，但是，山麓河畔的草地资源却非常辽阔。丰盛的水草，为早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上述农牧界线向北推移的过程可以发现，秦汉以前，山西高原地区的中、北部地区，畜牧业一直是相当繁荣的。只是后来，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强和农耕区域的扩大，山西牧区逐渐北移“山西畜牧业到清代，便完全转变为小农饲养，较大的牧群不再存在了。清代民间多饲养驴、骡、牛、羊杂畜”，但以山区饲养为主，并且从属于作为主业的农业生产。
繁荣昌盛的工矿业
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是华北工矿业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春秋时代，晋国的治铁业就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铁器被广泛应用在军事和农业生产中。汉代实行盐铁专卖，在全国设置铁官49处，山西设有4处。到了清代，山西的私营治铁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广泛分布在闻喜、解县、隰县、孝义、太原、大同、宁武、临县、中阳、赵城、安泽、辽县、和顺、昔阳、保德、阳曲、灵石、长治、壶关、陵川、虞乡等34个县。
春秋时期，今安邑、解县地区池盐的开发也已经开始。汉代实行盐铁专卖，在全国设置盐官36处，山西设有4处，晋北地区开始熬制土盐。到了唐代，泽州(今晋城市)、潞州(今长治市)的土盐，也得到了开发、只是盐质较差。到了元代，解县池盐的生产更加繁盛，运城也由一个小村子崛起为一个城镇。
清代由于改垦畦种盐法为井浇晒法，解盐的产量进一步提高，达到古代鼎盛时期。
顺治三年(年)的年产量为斤，康熙十九年(年)为斤，雍正三年(年)为斤，乾隆五年(年)为斤，嘉庆二十四年(年)为斤，咸丰十年(年)为斤。
与此同时、山西的土盐产地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雁门以北的应县、代县、山阴、左云、大同、怀仁、朔县、阳高、天镇为北路区，雁门以南的清源、阳曲、太原、徐沟、太谷、榆次、平遥、介休、祁县、忻州、定襄、崞县、文水、交城、汾阳、孝义为中南路。
煤炭在山西各地的储蔵量尽管十分丰富，但由于林木资源充足，所以，山西人对煤炭的利用却稍晚，确切记载始见于隋代，以后才广泛起来。清代山西的煤炭开采继续发展，采煤地点有57处，分布在51个县。
山西的其他矿产资源也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如代州、保德、曲沃、翼城、闻喜、垣曲的铜，天镇县的银铅矿，汾西、蒲县的硫矿，平陆的石膏矿，太原的矾矿、陶土、石灰石矿等等，也有一定的开采。
另外，矿业以外的其他手工业，如髹漆、轮舆、鞣革、骨角、织帛、绩麻、编织、造纸等，生产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成效也很显著。
享誉海内的商业
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地区与黄土高原、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的交错地区，处在各类商品需求与供给的枢纽位置，加之当地物产丰富，地狭民稠，凡此种种，均为其商业特别是长距离转运业的发展，创造了历史、地理舞台。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山多地少是其基本的地貌形势。不仅气候干寒、土地贫瘠的晋北地区不利于农业生产，就连地处汾河谷地的晋中晋南地区也因人多地狭、十年九早而无法单纯以农为生。恶劣的农业自然条件，迫使山西人不得不把外出经商当作谋生的首选职业，从而造就了当地异常重商的社会风尚。与其他地方通常将商人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做法截然相反，山西把商人列为四民之首。
据史书记载，“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三口(古北口、杀虎口、张家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再加上他们投机冒险与拼搏实干并行，及时而充分地利用了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如明代的“开中法”、清代的“赶大营”，经商事业更是如鱼得水了。
仅就对北方商业发展的影响而言，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已经基本上“垄断了对蒙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而且，他们还伙同陕西商人一起，依托南北大运河，在南北各地间从事其富有特色的商业活动。
仅就山东运河沿线而言，德州附近的禹城、齐河、恩县、陵县，东昌府(治今山东聊城市)各县，济宁附近的峄县、宁阳等地，都遍布山陕富商大贾的足迹。他们所从事的商业内容非常广泛，除了传统的贩卖食盐、粮食、丝绸、木材、药材、典当、账局、票号业之外，其他如铁器、煤炭、棉布茶叶、皮货、烟草、纸张、海味、日用杂货等等，应有尽有”。
结语
明清时期的晋商，“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而且插足亚洲地区，甚至伸向欧洲市场。南自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略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