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春天，马进城在尹家社村盖新房子的消息，象一声春雷，又似一颗新研发的原子弹，在尹家社村的新闻中心，也是村里唯一的超市门口的人群里炸开了。这还不算，他们又象无声的喇叭筒一样，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使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里。认识的人觉得新鲜，不认识的人也通过各自途径，知道了一个“少年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老者，回村盖新房了。村民们知道了我是谁谁的伯伯，知道了我是谁谁的大爷爷，还有的知道了我是谁的姐夫，大姨夫等。知道这件事后，他们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就连老同学，老朋友也都不赞成，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你家省城太原有楼房，儿女们也都在太原，为什么还要在灰土马糊的村里盖房子呢？还有的还说：纯粹是钱多了烧的……就连我自己心里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一种乡愁，一种牵挂，或许能从多年来那种魂牵梦绕的思乡之情中找到些许答案。我的家乡文水县西糟头乡尹家社村，位于文水县，汾阳县、平遥县三县交界处。一九七一年前隶属于汾阳县管辖，东距汾河有五公里左右，西边紧邻磁窑河，东北角是文水县的苏家庄，东南面是平遥县的任庄村，西面隔河相望的是西槽头村，也是乡政府所在地。我的家乡并不驰名，但它也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是一个比鲁迅先生笔下大得不知道多少倍的百草园。田野里麦浪滚滚，鸟儿穿梭飞翔；草丛里蟋蟀鸣叫，野兔奔跑；树上枣儿红，梨儿黄，惹人爱；路边野花盛开，蜂蝶争香……一副浑然天成的乡村写意。我和同龄的小伙伴在磁窑河里游泳，嬉戏，捉鱼摸虾，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就像一幅美丽而又朴拙的裸体少年戏水摸鱼画卷。磁窑河是我家乡的母亲河，带给我童年记忆里的快活太多！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一个夏天，我的同学拴生、二银子，二狗子，玉虎等六七个小孩，演义了一出偷瓜闹剧。那天刚吃过中午饭，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时分，我们背着大人们，隐瞒了大多数同学，悄悄地来到河的东岸，只见清澈的河水由北向南滾滚而下，水深至少也有一人多深，这时大家都脱了上衣，把裤子挽到了大腿根，象下饺子似的跳进浪花飞溅的河水里。同学们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地游到对岸。当然由于我年纪最小，又比较胆小，还是最后一个下水，最后一个上岸的。到了岸边，举目一望，那是东槽头村的一大片瓜田，甜瓜那种沁人心扉的味道特别香，早已把我的胆怯抛到九霄云外。但是大家并没有盲目行动，而是像八路军偷袭鬼子炮楼似的，静静地观察敌情，这时只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拎着一个送饭篑篑走进了远处的看瓜棚里。就在这时小伙伴们象离弦的弓箭跑进了瓜田，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瓜，塞进了早已准备好脱下的裤腿里，当看瓜老汉还没吃完午饭，这些小精灵们早已逃之夭夭。民族英雄狄青我的家乡虽名不见经传，但它也人杰地灵，养育了一代代可为后人圈点的时代英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数北宋抗击西夏入侵的名将狄青了，狄青是镇守三关的领兵大将军，在与敌人的交战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线。征战中八次中箭负仍然奋不顾身，顽强与敌人拼杀，保卫了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安宁，他由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领兵元帅，后又成为宰相，被后人誉为，“布衣元帅”“布衣宰相”。狄青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却被丑化成白脸大奸臣，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家乡的百姓是忠厚善良的，并不因为这些颠倒历史的表演，而改变对狄元帅的崇敬与敬仰。不要说狄家社的人心甘情愿地，顶着挨骂的臭名声，建狄青庙护狄公神，就连邻村的百姓也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到狄公庙焚香拜忌。在我的心中早已把狄公当作是我们村的人。狄家社村和我的村只有不到一华里路程，可以说村靠着村、地挨着地、根连着根。实际上我们村和狄家社本来就是一个村，据《文水县志》记载：尹家社村，狄家社村，闫家社村，裴会村在明代时候就是一个村，它的名字叫＂小约村＂。后来因为汾河泛滥，河水阻隔，才成为现在紧邻的四个村。那么，把狄青说成是我们村的人也说得过去。但最正统的，最准确地说，狄青就是人家狄家社的人。因为，狄家社村这个地名本身就是一张名片，是历史抹不去的?迹。狄家社村有一座狄青庙，虽经无数次的战乱，就连文化大革命这破四旧立四新的打砸抢，也没有丝毫损坏了狄青塑像，他仍然端庄地屹立于狄家社村正中心位置，经历千年的风雨，而神采奕然！还有从狄家社到王家社的狄青道至今原名仍存，但似乎狄青道早已偏离了原来的位置。狄青道成为了历史的遗迹。“狄青道，狄青道，金窖银窖十八窖。”村子里的老人们都深信这个说法，而不以为是个传说。不过，哪天若真的挖出了狄青家族当年埋藏的大量财富，人们也不会惊讶，这种传说似乎也有着一些不着边际的根据。爱憎分明的父老乡亲们，象爱护自己的祖先和生命一样的爱护自己的民族英雄狄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多少普通百姓能够象狄家社人那样，世世代代呵护一个深度被墨染为白脸“奸臣”的历史人物。哪怕是有一点点对狄公不敬的行为都要抵制和争斗。在五十年代的后期的一个夏天，邻村石永镇请了山西晋剧院在本村唱戏，唱到最后一天的时候，社员们点了杨金花夺印这岀戏。因为山西人特别爱看杨家戏，而且按惯例第二天的戏要在早一天晚公布，这一下可惹怒了狄家社的人，因为这出戏的主角是杨金花和狄青儿子们，通过比武打擂争夺帅印的故事，最后，女将杨金花以高超的武艺，打败权倾朝野大奸臣狄青的三个儿子狄龙、狄虎、狄豹，夺得帅印的过程。当天戏还没开场，只见狄家社村的后生们，身体强壮的中年男子和英姿飒爽的妇女们，已经在台口站了黑鸦鸦的一片。他们头上挽着白色的毛巾，当地人叫立愣子，裤兜里揣着小块的砖头、土块，手挽着手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随着演员的岀场，叫骂声、忽哨声、唾沫声……夹杂着砖头、土块扔向戏台，敲击声乱成一片，最终使这岀戏宣布退出，另换剧目以歇事宁人。狄家社以狄青闻名，却不见狄姓人家。就如我们尹家社却不见尹姓，这也实在是件奇怪的事。这小约村一分为四之后，为什么我们村叫尹家社呢？是先有尹姓，还是纪念某位尹姓先人？这让大家多了几分茶余饭后的猜测。我们马家是尹家社村里的一大姓，村子里除了马家，另一大姓就是侯家。据家谱记载，我们马家先人明朝初年，响应朝廷的移民诏令，从大槐树下离开，来到尹家社。也许是发现了这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紧邻汾河的好风水；也许是这里民风淳朴，吸引了他们停留。我村仅马氏家族中在明清时期就有多位先人做过县、州、府官员，其中有一位官居翰林院大学士。其他家族的族谱我虽没有读过，但在村里知根知底，也出了些个人物。这些历史人物距我们都已遥远，还是让我们拉近距离，回眸一下那些我们身边的小人物吧。我的邻居麻生我家的邻居麻生家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他家的鸡叫我能听得很清楚，我家的炒菜味他家能闻岀油放了多少。但是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麻生本人，只见过麻生阿妈，但是从老一辈人的闲谈议论中，我知道了麻生这个人。有些人说麻生是抗日英雄，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是抗日游击队的一员虎将。他和人们熟悉的蒋三是一伙的，多次暗杀从任岩村碉堡里岀来烧杀掠抢的鬼子兵，和那些欺压百姓无恶不做的二鬼子。有一次他和蒋三等几个游击队员，把一个强奸妇女的小日本用绳子五花大绑后塞进一口枯井里。还有的人说麻生和蒋三是好朋友，麻生经常到唐兴庄找蒋三，蒋三也有时侯来尹家社找麻生，所以日本鬼子和皇协军二鬼子对他们恨之入骨，早就下了通辑令要取他们的项上人头。但是，他们个个神岀鬼没身手不凡，敌人多次四面包围都没有抓到，成为敌人的心头大患。百密总有一疏，有一天夜里，二鬼子获得麻生的行踪后，将他围在游击队的一处秘密联络点抓获，使他落入敌手，在敌人严刑拷打无果后用乱棍打死。蒋三的岀名是因为马峰。马峰挂职当副县长时，有一日，在唐兴庄一户人家大门底下避雨，听到村里的人谈论蒋三如何如何打小日本，又如何飞檐走壁暗杀汉奸的一些线索，寻根问源，多次深入当地实地采访、调查研究，挖掘出原始素材，最终写出了众所皆知的《扑不灭的火焰》，使蒋三和唐兴庄在全国岀了大名。人们还曾经这样设想过，要是马峰不是避雨在唐兴庄而是尹家社，那么《扑不灭的火焰》主人公就是麻生了。而麻生阿妈就成了像蒋三妈那样身居汾阳县人大代表，胸前挂满各种奖牌，频频接见记者和来宾，用尹家社村特有的文水汾阳混合土话，讲述着她的儿子的一件件往事，也就不会是，后来我知道的那个现实生活中的麻生阿妈了。真实的麻生阿妈是一个有六十多岁的小脚女人，她的脸上刻满了比实际年龄更多的岁月痕迹。由于皱纹太多，脸上几乎没有一处平坦的地方，她很少笑，偶尔对人笑的时候，几颗黑中透黄歪七扭八的牙齿配以紧缩在一起的皱纹，总觉得她是在哭泣。我曾设想过，假如麻生能活到抗战胜利，活到新中国成个立的那天，或更远些，麻生阿妈或享受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只留下了岁月记忆，没有了时代的伤痕，更会在饱含泪水的眼中放射岀喜悦的光芒，在那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岀开心的花朵。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设，真实的是那些革命的烈士和他们的亲属，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以自己的牺牲和不幸为代价，才换来了来今天更多人的幸福和甜蜜生活。而他们，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就连我这个邻居，至今都还不知道他的大名。还有人说：麻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怎么能和人家大英雄蒋三比呢，他违反组织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等，要不他怎么会晚上，在他的相好家过夜时，让人举报，被鬼子和皇协军，从相好女家抓走。如果他死后就是遇上大作家的话，他也只能是作者笔下遗臭万年的反面典型，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不管事情的真相是忠是奸，是善是恶，是对是错，在麻生妈的心中他是个好儿子！他会把儿子的画象像神一样的供起来。把对儿子爱深深地藏在心里。以一种母亲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她的心灵得到些安慰。纠结的麻生故事已经远远的离我们而去，但是麻生妈追思她儿子那种痛不欲生的记忆碎片，尚且完整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儿时我常常看到麻生阿妈在她儿子忌日、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或者心中不痛快的时候，她总会颠着一双尖尖的小脚，带上自己亲手制作儿子在世时最爱吃的几样：炒豆腐、熬菜、饼儿、莲花馍馍……走到那宽敞而静谧的打谷场北边，席地而坐，嘶声裂肺地哭起来，她的哭声使后街里两条街的人们都能听到，做饭的阿妈停下了手，纳鞋底的婆婆红了眼。哭声也让附近水塘中的青蛙吓得藏起了叫声。她那肝肠欲断的抽泣声使人们感到一阵阵凉风袭来。尤其是哭声夹杂着“儿啊”“儿啊”……的一串串悲凉呼唤，麻生阿妈的哭声能在月黑星昏的夜晚持续很长很长，你就是个再心硬的汉子也会为之动容。写完麻生和麻生妈的故事后，我觉的麻生的褒贬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也并非为谁歌功颂德，也不是把谁抹黑或者丑化，而是想从那个年代的“乡愁”中抠岀记忆的人和事加以品味。寻找造成这些悲欢离合故事的真正原因，这不正是侵略者的到来给故乡人民造成的苦难和永远的伤痕吗？八路军曾贵远锵锵锵依锵依，山西是一个二战区，尹社来了个八路军。长征路上他走过，抗日的队伍也有他。解放啦，胜利啦，曾贵远啥也不是啦。这一段不顺口的顺口流口溜，就是对我家的又一个邻居八路军，人生的不准确、不完整的概括，和他的真实人生的写照。我这里所说的“八路军”，他的名字叫曾贵远，拉的近一点的话，他还是我本家族老老姑姑马海莲家的上门丈夫，按辈分算，我应叫他老老姑夫，但是我从来没有叫过，和全村人一样也叫他“八路军”。其实他还确确实实是个老红军，他身材高大，深陷的眼窝里有一对发着蓝光而又深邃的眼睛，宽大的天庭下有一张长而扁平的脸，浓重的眉毛、挺立的耳朵分别长在五官的正常位置，应该说他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福相之人。他是江西信丰县人，他曾跟随毛主席领导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他参加过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他经历过与日伪军面对面的战斗，他曾是连队里的一个副官，最具体的、最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是，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独立地深入敌占区筹粮筹款。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就是分配给他筹粮款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本来就比较贫穷，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和八路军来回拉锯的游击区，白天国民党和皇协军进村搜刮民脂民膏，晚上八路军和游击队也想分得一杯半羹。在这种情况下，老曾筹措粮款的难度可想而知。也许是在这种环境里，他认识了马海莲，无数次的得到了马海莲支持帮助和保护，使他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在他们不断交往中，彼此产生了感情而最终走到了一起。后来马海莲还为“八路军”生下了一个叫梅子的女儿，他们的结合在我看来就是一部革命的浪漫史，但是这段美好的婚姻，却为“八路军”不幸的人生埋下了种子，“八路军”并没有想到，当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向西安挺进，全国解放在望，部队开进的速度太快，他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使他在迷茫中由一个革命军人，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由一个江西老表，变成了尹家社村的农民。由一个驰骋沙场战士，蜕变为面朝黄土背朝天贫民百姓。他成为了尹家社的农民后，学会了代有老表乡音的尹家社土话，穿上了粗布缝制的对衿衿衣衫，吃惯了红面擦各斗、剔拔股。再后来就是一天天变老，一年年失落又失望，从此他也再没有回过江西故乡，因为他没有了那种锦衣还乡的荣耀，觉得愧对父老乡亲，而囊中的羞涩也成了他望乡兴叹的重要因素。七十年代见到他时还有中年人的一丝气息，只不过挺直的腰杆已经向前倾斜。八十年代再见到他时，弓下去的腰使整个身躯矮了一头，走起路时两只脚拖着地面缓缓地移动。九十年代的老“八路军”，象狗一样爬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移动，看到他那在冬天的雪地里爬出来的地方，好象留下似曾看见一串串数也数不清的问号、惊叹号。人们在荧幕上见惯了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殊不知，更多的革命者，就是这样一些命运多舛的小人物，他们就生活在你我的周围。没有得到过荣耀，头上也没有光环，甚至被时间蒙上了一层尘土，难以还原当时的真相。我的父亲马高时事造就了英雄，而真正创造人类文明史的人民，则被忽略为配角，这有点不够公正。我的观点是：对那些叱姹风云的英雄人物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而对那些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那些个小人物，也应该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书写他们平凡中的伟大，探索他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人物，他的身材和他的名字马高很相配，长的又高又大。而他的眼睛却一大一小很不协调，那只还能看见东西的左眼蒙上了一层白膜，右眼被岁月折磨得只剩下一个黑洞。父亲的外表是一个丑陋的人，我这么写的时候，心里在煎熬在流血，因为我从来都没觉得他丑过。他的形象比雨果在《悲惨的世界》里卡西莫多强不了多少。但他的心灵深处却是无比的美丽和伟大。这是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对我父亲的一致好评，无一例外。父亲不幸的人生经历，让他尝尽了一般人难以下咽的各种苦水，受尽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种种苦难。父亲的童年是伴着辛酸的泪水和屈辱熬过来的。因为家里穷，童年的父亲和比他大四岁的伯父，被我奶奶送到了他后姥姥家寄养，那时的父亲是一个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的小帅哥。到后姥姥家以后，父亲和伯父不但天天吃不饱，还要出牲口圈里的粪，这在大人看来，也是个苦重活。还要从地里挑土垫圈，喂牲口等等。那时候，父亲还不到十岁！这还不算，后姥爷看到我父亲不小心把粪掉在了院子里，就大动干戈，大打出手，以不让吃饭、拿棍子打屁股的手段惩罚年幼的两个小兄弟。父亲就是在这样心酸的成长环境中，哭坏了眼睛，留下了永远治不好残疾。而这才是他人生道路无数不可回首的艰辛生活的开始。因为外貌的难看，常常遭遇世人鄙视的白眼。那些受人尊重和体面的工作更加与他无缘，他一生只能干也只会干那些别人不愿干的苦脏累活。在旧中国，他十岁就孤身一人远离家乡，为一个居住在内蒙的远方亲戚当过男保姆和杂役。十五、六岁时在国家开办的难童收容所当过杂工。那时的收容所是流动的，是随着抗日战场的变迁而不断转移的，收容所专们收容前线那些在战斗中牺牲官兵的遗孤，为了保护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他们要冒着枪林弹雨和生命危险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在食物困难时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食品分给孩子们吃，虽然父亲没有上过抗日一线战场，但尽到一份守土保国的责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还就职于郑州银行，在那里，他虽然只是一名不值一提的劳力工，但却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份不愁吃穿的可靠收入，成为值得人羨慕的工薪阶层的一员。除此以外，他的一生始终与苦脏累相伴，即使在解放后的尹家社大队和第四生产小队时，也是个岀了名的掏粪人，喂牲口的饲养员。他无论做什么，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得到所有人的称赞。是的，我们六个兄弟姊妹，都继承了爸爸的质朴勤劳，本分做人的品质。也正是爸爸的勤劳，开垦了大片荒地，在那梁山疙瘩这不毛之地，种出救命的红高粱。在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出金灿灿的黄豆。使我们六个孩子，无论怎样的年景，都没有饿肚子，并且，比村子里一般人家的伙食还要好！夹叙我的求学说起父亲不幸的童年，不得不使我想起我的一篇作文和李老师的故事。那是一九五九年的新学期，我们刚进入六年级，狄家社小学校里来了一个刚从汾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女老师，她的名字叫李桂香，中等个子，浓密的黑发扎成了两个小辫，走起路来一甩一甩，她一双忽闪闪的大眼睛，洁白的牙齿中鑲嵌一颗宝石般的虎牙，两个不深不浅的酒窝更增添了她的美丽。之后她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一堂普通的作文课和我的一篇作文，第一次引起了她对我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shuizx.com/wsxw/791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