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年春夏之交，韩弓村书记（村长）韩建国同志来电，说村里决定写一部“村志”，让我写个序。我虽然已八十有三，垂垂老矣，且十四岁离乡，距今已有七十年之久，实在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出于对故乡的深爱，故不自量力，欣然答应。国庆期间，他又来电叮嘱此事，我说，先把初稿寄来，待我看后，最后决定。韩村长说，材料正在搜集整理中，打算先派编纂组（由副村长孟昌根具体负责）到北京来采访我，以便把我口述中的有关史料融入书中。但正在此时，我的老病加重了，这样，受访就成了问题。但我有时精神也好些，于是想，何不利用零碎时间写点有关故乡的回忆录，万一受访不成，或病有不测时，亦可将此点滴回忆寄去，以供撰写者参考。当即想了三个方面的话题，以便进一步交流：
一、关于韩弓的历史、地利、经济、文化、教育；
二、关于抗日期间韩弓的一些爱国者的抗日活动；
三、关于我的家族的一些情况及我个人的一些简历；
四、补遗。
半年来，采取了随想随记的办法，是一种无序的叙述。断断续续写出了以下文字。稿子未及文字加工，还很粗糙，由于年深日久，记忆难免失真，但怕身体突然出问题，只好先打印出来，待有精力时再作加工、修改。文中提到的一些人事，大多为我童年时的亲历、亲闻，但也有一些是后来道听途说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待进一步求证。史贵真实。为了求真存实，敬请家乡父老与知情者阅后予以指正。
年10-11月，年3-4月北京
一、历史地利经济文化教育
1.关于村名来源的传说
“文革”前夕，有一次回家，同孟如玉（我的堂侄，曾于抗战初期加入过八路军）“叨闲”（聊天），他问我，“咱村为什么叫韩弓？”我答：“不知道。”我也一直奇怪，为什么村名前加个“弓”字呢？难道说咱村子里有人做弓箭为生，还是练弓习武的人多？他说“听老辈人说，早年汾河流过咱村，就在村边（不知道是村东，还是村西？……）拐了个弯，像个弓形的背”。此传说不知有无事实根据？去年，我翻阅康熙年间（公元年）的《文水县志》，发现当时地图上的汾河确实是从村子西边流过，在接近韩弓时，确实有个弯儿，但并不明显。但过了两百年，到了光绪年间，从当时的地图上看，汾河又拐到韩弓东南的高车村了……记得韩弓高车道上有一大片地叫“南河滩”，是否与此有关呢？不禁感慨：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呵……但“弓”字的来源，仍需进一步考证……
据康熙年间的《文水县志》记载，当时全县分为70多个都，那时（三百年前）的“韩弓”是“韩弓都”（下辖麻家堡与许家堡村），当时，地图上连“南庄”两个字都没有。南庄是在清末民（国）初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但它后来居上，规模远远超过了韩弓。这说明当时韩弓的历史地位比南庄还重要。小小韩弓为什么会有如此大影响力？需有识之士进一步考证。后来，撤“都”改“村”，才叫“韩弓村”。
2.土地——主要是胶土地
文水人有个外号叫“胶泥得老（头）”。这是《乡音》主编赵桂溟先生告诉我的。
这种说法，可能与早年间流传的一句歇后语有关：“文水家耍木偶——胶泥得脑（luo）”有关，其源可能在于文水的土地有大片胶土地，捏成的泥人，其头十分坚硬。后来被外县人引伸为文水人的一种文化性格。为人耿直，处事讲原则。但有时比较固执，不善于变通。韩弓也是，以胶土地居多（尤其在村东北一带），宜种高粱、玉米、谷子，不像温云一带，大部分是沙地，可种花生……这胶土地遇水后变得十分坚硬，尤其长着一种“芦则草”，根子很坚韧，锄头砍不动，即使砍断，过几天，它又长出来了……我十二、三岁时辍学干农活儿，就锄过这种草。满地都是，锄不动。至今感到对不起我母亲的是，我家在西韩道上的一块地里，长了很多这种草，因为锄不动，我有时只把路边的芦子草锄断，里边的腹地就放弃了，有时母亲前来看我，看见地边上没有草，以为这块地已锄完了，很满意地回去了……如今回想起来，我很惭愧……
年左右，洪水淹没了韩弓的土地。水退后，地皮干裂，裂成无数大小不一的一片一片的胶泥片，坚如石片……南庄的孩子与我们打架，他们村边有几个打磨盘的厂子，下脚料就是石片；他们抛石片打我们，而韩弓的孩子们就拿胶泥片反击……
3.树多鸟多
客观地讲，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山西晋中一带的生态环境很好。标志之一就是树多、鸟多。树最多的地方是坟茔地带——如村东快到西郭家堡的孙家圩。据传说，我的曾祖父母就埋在那里。坟地里长着高大茂密的树林，即使烈日当空，也不易感受到阳光。我们小时拾柴，就在那里捡树枝。一阵大风吹来，树枝摇晃，树叶哗哗响，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未免感到有些害怕。另一处大坟地是村南的韩家老坟与孟家老坟。树虽然没有孙家圩多，但也很茂密，特别是有一种不高的树叫“金银花”，开很小的花，闻着很香。……村东口（龙天庙后）往西郭家堡道的两侧，都是高大的柳树……另外，每家的地头都栽有柳树。枣树也较多，但大都在村边上，村南小学（文昌庙）对面，就有一大片枣林……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弓与南庄之间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杂树林，树林面积长约五百米，宽约一百米。村民们再缺柴草，也没有人去砍这些灌木丛。我有几次在夜晚随父亲从南庄婆婆家回韩弓时，发现南侧的树林里有点点绿色火光，大人们说那是“鬼灯笼笼”，后来长大，有点知识了，知道那不是什么“鬼火”，而是磷光，人或兽骨在土里埋的时间长了，发出来的……
除了树多以外，就是鸟多。春天——三、四月间，不知从哪里飞来各种各样的鸟。除了燕子（我家北屋就筑有燕巢，它们每年都来）外，就是“则则”（有点像百灵鸟，叫得很好听），燕儿花，一点红（河北人叫“红靛颏”），再大一些的鸟有“马不老”……我们那时小，也不懂得爱护鸟，所以，每当麦子长得齐膝深时，便在麦垅间安上“夹脑”（用马蹄铁掌做成的），把从玉米稭上挖出的小虫子，作为诱饵，系在夹脑上，那些鸟便被夹住——等到其它逃脱的鸟扑楞楞飞起，我们便知有鸟被夹住了，然后捉回家放在笼子里，有的鸟不吃不喝，光叫，几天就死了；有时，我们也心疼，就把它们放了……那时，我们幼小无知呵，鸟儿很多，要是现在，怎么忍心捉它们呢！……
4.水——最甜不过韩弓的水
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我不知道如今韩弓的水质如何，但在我儿时，韩弓的水是最甜的。母亲（孙柳青）常说：“最甜不过韩弓的水”，至今其言犹在耳边回响……我在南庄（距离韩弓不过一公里之遥）外婆家喝小米粥是发白的，而在韩弓喝粥是金黄色的，很香甜。但同样在韩弓，村南（文昌庙东侧）那口井，则是苦的；而在村北，尤其是打在最北西韩道上的那口老北井（旁立着一块大石碑，碑文已忘，村民叫“井神庙”）最甜。我家住村西南头，我们年幼，没有力气，只能到靠南边的“当中井儿”（用乡音说）去打水（有钱时，雇人挑；无钱时，同我二姐抬水）。附近村子（主要是南庄），有的人家坐月子，专门到韩弓来挑水给产妇喝……。村俗：每到炎热夏季，当有人挑水过街时，经常有人（大人、小孩、……）拦住，低头喝刚从井里打上来的“井花凉水”，挑水的人每遇此事，都停下来，有时干脆把挑担放下，让人喝个够，从不抱怨或拒绝……这水胜似今天的顶高级的什么矿泉水……甜呀，美呀，韩弓的水呵……它不仅解了我们的干渴，也折射出韩弓村民亲如一家的心灵美……
5.自然灾害
然而，韩弓（以至全文水）不止是地肥、水甜、林密、鸟多，也有自然灾害（包括瘟疫）。据清康熙、光绪年出版的《文水县志》载，三百多年来，旱灾、水灾，难以数计。各个村子都筑有“护村堰”，主要功能大概就是防止洪水入村。……瘟疫也不少，我亲历的就有（还是？）年的那次伤寒，就夺去了韩弓几十个人的生命。当时，家家门扇上贴着驱邪符咒，插着艾蒿，孩子们胸前都戴着香布袋袋，但收效甚微，无济于事。我们家邻居叫“拉搬”叔叔的，就死于此次瘟疫，我家也许因为住在胡同深处，因而逃过一劫。……
6.经济（农、商）
更早的不敢说，仅从年代到年代看，韩弓村因为“没出产”（没有矿藏等资源），所以只能从事农、商，许多人家门匾上的“耕读第”三字，最能反映韩弓人的价值理念。农事不说了，经商方面，主要是走西口（绥远以至外蒙一带）、东口（张家口）及北京。韩门中经商致富的人很多，具体的情况不太了解。孟门中，据说，我家祖父辈就是经商（到绥蒙一带买卖皮毛、茶叶）为主。大爷在蒙古以至俄国经商。解放后，我家的柜子里还发现过许多旧俄时代的卢布（货币）。-年，当时蒙古北部在苏俄的操控支持下，从中国分裂出去。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被驱赶回内蒙绥远及张家口一带。主要从事粮油、皮毛、茶叶，也有从事干果的。韩、孟、郭姓中，经商发财的人不少，赚钱后就在家盖房子（其中有多座冬暖夏凉的高墙大院，叫“闷房”），尤其是往南庄去的那条北街路南的那座“槐树院”，原来不知是谁家的，大约在年由我的叔叔孟大厚买下，他不只买下韩弓最好的房子，据说在祁县、张家口也有房子。抗战胜利（年）前，他可能是韩弓最有钱的人家之一。但土地似乎并不多。“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地主。……
除了盖房，就是买地。我不知当时韩弓地最多的人家是哪家……
进，到外面经商；退，回家种地。或者反过来，最好在种地致富，生活比较稳定；如果地少或经营不善，则被迫背井离乡，“走西口”或“闯关东”……这可能是韩弓人（许多文水人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如上所述，韩弓人经商，主要在省外（叫“走外的”），但也有在本乡本土的。村西头有个大商户叫“有容通”，老板是榆次人，经理之一就是我大爷孟大广。此店在韩弓有许多土地。在我心目中，这个商行（表面上什么都不卖）很神秘，不知经营些什么。村内另有一些小商店，如南头（我家对门）的“三盛和”（烧饼铺），（韩遵舜之父所开），旁边（东侧小胡同内）的一家铺子叫“四合公”（经营业务不详，好像是药材、钱庄之类），是孟秉恭家之长辈所开。西街、北街、东街都有一些小店，名字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韩润家对门有一个烟酒杂货店，店名也忘了。
7.文化
⑴庙宇
儿时（我年十四岁离家来京前）的印象中，韩弓村子虽小，但庙宇却不少。东头有龙王庙（日本占领时期，它是伪村公所，经常有人在此被吊打），村南有文昌庙（长期作为学校），村西有财神庙，村西北有“老爷庙”（关帝庙），并排有娘娘庙，对面小广场上有一座“乐台”，即舞台。村北南安道口有河神庙，村东北口有个五道庙（只是一个小神龛），村东南口有个神龛观音庙……如今，当庙宇成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标识，成为一种文物而被旅游者瞻仰时，我不禁怀念起韩弓的这些庙宇，尤其是关帝庙……有关此庙的一些细节，我将在“补遗”中加以补叙。
⑵祠堂
只记得我家西侧路北是孟家祠堂，每到年终就把“神则”（即丝制祖宗家谱）挂在北屋墙上，家谱像前桌上有“供献”（主要是一只全羊），届时，大人都带孩子磕头祭祖，祭祖后（腊月二十八？）将羊切成无数份，各家端锅前去领羊汤，叫“西汤”即肥汤，还有几片肉，回去下上面条（赶尖尖），回忆起来，此汤面，十分香……
解放后，此项祭祀活动似乎已被取消。60年代，我回家时，到处打听家谱去向，据说在××家保存着，但后来又听说，“文革”中不知被什么人拿去做了被面子了。我听后，十分痛心……
⑶坟茔
从当时的坟地规模气势，可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高贵或贫贱）。如村南的韩家老坟，我小时拾柴时，发现那里有一座高大的很有气势的石牌楼，上边的字已记不清了。墓旁刻在石碑上的墓主人的名字很威武，如，一名“韩虎臣”，一名“韩起蛟”。这两位韩氏前辈，是墓主人，抑或是立碑人，在我记忆中已有些模糊了，但这两位前辈的名字，我敢说，绝对不会有误。……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今哪家韩姓的老祖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生前在村中一定很有影响（财富、官职，德行、或者善举？……）
我家祖上在村西北的坟茔，是从祖父这一辈另立的，规模算中等。共十亩地，东西畛。地处村北南安道路西。墓主是我的祖父孟士莹（我的祖母约在年前后去世，祖父逝年则不知）。墓东侧有一座戴檐的较大（高约一米多）石碑，上书“先考孟讳士莹、先妣（X氏）之墓”，立碑人为我大爷（孟大广）、我父（孟大增）、我叔（孟大厚）。墓后有一小石碑，我们叫“后土碑楼楼”。十亩地（每家三亩三分）的四角立有四根高大的石柱，上刻“孟氏茔地”四字。……在“反传统”盛行的革命年代中，韩家老坟的大石牌楼，我家坟茔上的石柱、石碑，以及全村各姓各家规模气势不等的墓碑，不知哪年哪月给拆掉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于年6月离家时，它们还在……它们是韩弓人历史的一部分，可惜都不存在了。听说是拿去修水闸了？它们在后辈人的记忆中逐渐模糊了，甚至消失了。话又说回来，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不平坟，靠种地生活的人又怎么生存呢？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也许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付出，怎么解决，至今还在探索中……
⑷社火
正月十五闹灶火——正月十五前夕，在棋盘街（韩弓特有的建筑格局，像一个棋盘）东南角“搭坛坛”，里边供着十殿阎王像（一殿秦广王，……十殿阎罗王……）虽然意在劝善惩恶，但难免有一种恐怖气氛，不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倒是坛坛两侧彩绘木板壁上画着的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的故事，却有助于向村民普及历史知识。至今记得有一幅“尉迟公单鞭救驾”……
坛坛外，由生了儿子或家有喜事之家出资，用煤砖搭起的二米高的“塔塔火”，孩子们拿冷馍馍放在火红的砖隙烤着吃……童趣盎然……
此外，就是“自乐班”——由热心的村民和有文娱才能的人组成。由于天冷，再加上扩大影响的需求，大多采取游街流动的方式，敲锣打鼓，走街串巷，遇到十字路口，即停下，演唱。最难忘的是（大约在-年间），我追随这支文娱队伍走到西街（韩起嘉、韩谆等家的高墙外），锣鼓声“锵锵，起锵起……”、乐声，戛然停止。忽有一村民高唱（用乡音唱才有味道）“外国进来一种赖毒药，进来咱中国害民们（锵锵锵），中国人，没脑子，偏偏地要把料子（毒品——海洛因）吃！呼哎……”锣鼓声又起。这位无名的民间爱国诗人是谁（八成是本村的），我年幼，没有记下来，但他的唱词脱口而出，内容爱国不说，单就唱词本身说，既简洁通俗，又押韵上口，真不容易——我常想，真正的有文才的人就在民众之中。
虽然村北有个不小的乐台（老爷庙对面），但村子小，财力有限，当时韩弓唱大戏的次数不多。但在年前后，当时著名的“风搅雪”（晋剧加秧歌）双栖演员杨绣花带团在韩弓演出过。不幸的是，她此时已染上毒品，很落魄，和其他演员一起，就躺在村东南一家闲置房内的麦草地上休息……
但灯影戏（皮人则）及杂技剧团却常来，每次的地点就在我大爷、叔叔家对面的小广场上（十王庙前）演出。记得年，我在那里看过“灯影儿”《五女兴唐传》等。附近麻家堡的小青年连夜也来看，唱灯影儿的剧团像是来自陕西或晋西南一带。
本村的农民会唱秧歌的人也不少，如祥牛（活着时，如今已有九十岁）就唱过“四宝上工”（在丁字街他家门口一带）。正月里村民自已组织的文娱节目有“背拱”、“铁拱”、“旱船”、“竹马”、“刘三推车”等。福海就男扮女装，演过刘三媳妇儿。
⑸谚语
韩弓村子虽小，当时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但村民颇有凝聚力。村中也有领头的好乡绅。韩弓的“弓”，乡音读作“均”，与“穷”同音。有的外村人就拿此奚落嘲笑韩弓“穷”。其实和邻村相比，韩弓未必就那么“穷”。即便真“穷”，也穷得有志气。当时流传着一些自尊自强的谚语，其中有一句：“南村十八村，吃不倒堆子儿小韩弓”。我小，弄不清“南村十八村”是哪些村子，为什么斗不过这百多户小村？为什么“吃不倒”？争水？争地？还是争什么权益？此事又发生在什么年代？可能永远是个谜了。当时的谚语还有“金大象，银保贤，玉石贯家堡烂思贤”，“碱信贤，烂吴村，圪都锅锅洪曲村”……这些当时流传的话语，如今看来未必有利于“和谐”，也不一定是韩弓人编的，只是小农社会中一定时期产生的亚文化现象，虽算不上格言，但也并无恶意。
⑹对联
每逢春节时，家家门上贴“对子”，挂“花红”。我从各家门口的对联上体会到不少传统文化精神。至今记得有：“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春种一粒籽，秋收万石粮”，“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商店则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横批有“一元复始”，“二气交辉”，“三阳开泰”，“四时吉庆”，“五福临门”等（顺便说一下大门上恒久的“匾额”，有诸如“耕读第”、“承启第”（我家就是））等，反映了韩弓前辈人对人生的追求--读书、种地；以及在事业与文化价值观方面要承前启后……
⑺教育
校址就在村南的文昌庙。年我上小学时，看到墙上残留的此前两三年的考试排名榜，前五名中有韩XX、孟如玉、孟泽等，紧随其后的有韩如（七财主的儿子）等学生，字体为宋体，极有功力。他们的老师有李虎臣、武XX，在邻村很有名。进校门两侧，各有石碑数座，上面刻着修建学校、出过资的人士。我入学时的启蒙老师叫刘为（畏？）庆，关于这位刘老师，最近发现，我在年春节回家时的日记上有更多的记载，这需另文叙述，此处付诸阙知了。记忆中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年级时的老师杨幼泉（徐沟人），他原在信贤的高小教书，韩弓以高薪把他“挖”来，可见当时村领导对教育的重视。杨老师教语文、数学，均佳。我在三年级时，就读过由他选的《论说精华》（记叙文、议论文编选）和《模范作文选》等。
数学学到“分数”。杨老师还让我们唱过年代流行的歌曲“毛毛雨”，还排过小话剧（五个学生分别扮演工农兵学商……）。另有一位王老师（太原人）教音乐，还一度兼教日语（此时，文水已沦为敌占区，但夜里经常有“八路军”的便衣进村）。在这里，我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一年级的语文是：“跑跑跑，马来了，马儿好，马儿跑，……”书法的内容是“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战前阎锡山政府编的教材。不久，抗日老师刘楠（温云人）来了，他教我们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
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晋中人民立即响应，当时有首“破路歌”在家乡流行：“一更里月儿上柳梢，背起那个炸药杠起铁锨，离了村庄，破坏铁路，免得那个鬼子兵，运兵来烧杀……”除了抗日文化外，还有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如本村的教师孟致诚（乡村书画家）就教过我们《朱子治家格言》……
我于年小学四年级毕业后，因为上不起高小（在信贤），即参加农业劳动，从地里回家后，即读《三国演义》（是通过韩宝树，从他爷爷韩广华那里借来的），许多字不认识，似懂非懂，但故事大意看明白了。《三国演义》所宣扬的“忠义”与儒家的“五常”思想是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加上“关帝庙”大殿里的关公塑像上的的匾额“智仁勇”三字，对我毕生的人生价值观有着很大影响。此外，我在“河神庙”的大殿墙壁上，发现有人写着：“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当时不知是曹操儿子曹植的诗），也给我留下也深刻的印象。联系到当时日寇大军压境，而统一战线内部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如，年底发生了“晋西事变”（阎军打压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即“决死队”，新军奋起反击），在此历史背景下，我感到在河神庙题此诗的人，决不仅仅是怀旧，而是怀着一种忧虑，有深意在焉……不知此人是本村人，还是过路人？过路人一般不会携带笔墨，极有可能是本村人在借题发挥。……长大后想，这位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前辈村民，头脑可不简单哪！总之，文化不仅要在学校学，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学到。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种学习的自觉与动力……
二、抗日时期韩弓一些爱国者的抗日活动
1.五岁时见到红军
大约在年4月间，我五岁多时，与孟秉让（五秃则）在村南口玩耍，突然发现有六、七个穿着黑色军衣，背着老式长枪的人迈着缓慢的步伐出现在村西南口（南庄方向），我们以为是土匪或强盗来了（因为从未听说过有穿黑衣服的军队），吓得转身向村内跑，跑到十字街口时，把这个消息告诉蹲在那里聊天的大人。我们很快回到各自的家。这些背枪的人是否进村，干了些什么，一无所知。此前根据上级（阎锡山政府）指示，南庄镇成立了“防共保卫团”，各村16岁以上的青年男子，必须到南庄受训。记得，我的堂兄孟占宝，就去受过训。同时，大人们传唱着一首“反共”歌曲，又传说：“南边有人反下来了”。很久以后得知，这些持枪的黑衣（也可能是深灰色的）军人是红十五军团（领导人为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的战士。历史背景是年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陕北地瘠民贫，两万多人的军队到了那里，当地老百姓有点负担不起。
于是，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征”（过黄河到山西），由毛泽东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政委与司令，东渡黄河，到山西宣传“抗日”，同时扩军并筹集钱粮。北路的十五军团（即现在的39军集团的前身）从柳林县过黄河，到达文水、交城一带活动，任务完成后，不久，便撤回陕北。我至今不知道，这些红军是否在韩弓播洒下革命的种子，也不知道此前韩弓有无党的地下组织。但在同年12月“西安事变”，即国共第二次合作，紧接着第二年的“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八路军师进入山西（驻地兴县），派来县长顾永田（江苏人），领导文水人民抗日。我亲眼看见“彭秘书”（是县农会秘书，还是县政府秘书？不清楚）骑着马来到韩弓。这期间，村里有哪些人参与抗日活动，因年幼，不知道。但这时的八路军肯定在韩弓撒下了革命种子，一年后，即年10月太原被日军占领，文水也随之沦陷。我记得韩弓村民，胸前一度戴上了布制的“良民证”，但很快又摘下来了。
不久，表面上归阎军领导，实质上是共产党掌控的抗日武装“决死队”与“工卫队”成立了。韩弓一些爱国青年（如孟如玉等）纷纷参军到“西山”。其他有觉悟的韩弓人也起来抵抗。听说其中有韩玄邦（这位长辈颇有文化），日本人与汉奸抓捕他，他跑掉了，但他的老婆却受到拷打……他的两个儿子，当时，还只有十几岁，大的叫韩炎，二的叫韩秀，在抗日志士的帮助下，到了晋西北根据地。据说，解放后，韩炎在新疆作到师级干部。但韩秀的命运却有些曲折，-年精减干部时，他一度被遣返回韩弓，以后好像又出去了。再如，孟吉义的父亲（容貌记得，但名字忘了）当村长时，被日军怀疑与八路军有来往，抓捕后，拒不招认，被绑在梯子上，反复从房顶上推倒，扶起，再推倒……直至折磨而死……以上情况是否属实，尚有待知情的韩弓父老确认。
参加八路军抗日活动的，除了有政治觉悟和民族气节者外，也有一些是不得已作出这种选择的人。如韩遵尧（楞三）因染上“吃料子”（吸毒）的恶习，卖了老婆与土地，再无别的生活出路，最后也参加了八路军，据说，解放后他在新疆当了某县的副县长，是个县团级干部。这是因祸得福。顺便说一下，日本等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只是杀戮与掠夺，还有从精神与肉体上让国人自我毁灭的狠招儿：毒品。韩弓人（以及文水直至整个山西）深受毒品之危害，其危害之大胜于被屠杀。吸毒的人很多。家破人亡者难以计数。有些人甚至堕落为盗贼，我家深受其害。年春，家中几乎要断粮，在北京经商的父亲，把一点钱寄到南庄一家商铺，请他们帮助买了一点小米和高粱面渡荒。我们白天不敢去取，只能在晚上和二姐偷偷背一点回来。想不到，没有过几天，一天深夜，有人竟潜入院子，破窗入户（北房），把这点粮食偷光，……第二天街坊邻居们分析，都说盗窃者八成就是XX，他吸毒多年，倾家荡产，卖了老婆，经常以偷盗为生。再有，我们的舅舅孙秉权曾是南庄名列前茅的富人，但全家染上毒瘾，以至家破人亡。年，曾一度到我家戒毒，同时帮助干点农活，但收效甚微。不久，回到南庄，贫病交加而死。……
我在本文第一部中之所以对韩弓那位佚名的爱国民间歌手大加赞赏，至今难以忘怀，原因就在于此。他那短短的四句歌词，不仅控诉了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毒品的罪恶，也反思了国人的愚昧无知，意志薄弱（即“没脑子”）。
当时，参加八路军抗日的青年中，还有孟秉俭（四秃则）和“林猪儿”（韩弓名叫猪儿的人颇多，此“猪儿”之父叫“林儿”，故其叫“林（家）猪儿”）。他们是流着泪走的。孟秉俭参军不久后，即病故于吕梁山区，林猪儿解放后在西安某区工作，职务不详。村子西北头的高铭，好像也是在抗日后期或解放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据说，解放后在太原某单位工作。……
韩弓人历来以务农与经商为本，似乎缺乏当兵或从政的传统。但是，抗日大潮，把韩弓人卷入这个民族解放的大潮之中，虽然没有出现过什么显赫的军政大人物，但也反映了韩弓人的爱国情怀与血性……
我本人当时年幼，没有条件与机会参加抗日活动。但我深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宣传教育的影响，这为我后来在北京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抗日初期，我在南庄婆婆家门口，曾听过一个老八路高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在南庄，我还看到八路军宣传队演出的抗日活动报剧。
有一天，我们在韩弓听说，南庄有一个八路军干部（还是战士？）因严重违反军纪（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即将当众执行。韩弓村民闻讯后立即涌去，我也跟着大人们去了，只见南庄的龙王庙台阶上，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军人，向村民作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讲完后，立即被拉去枪决……此事在附近几个村子传开，人们对八路军的军纪如此之严格，都非常佩服……八路军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大增。有一次，八路军进村“号房子”，选中了我家，住进了正房。他们蒸了热气腾腾的“刀切馍”，立即端一盘送给我家（在西屋）。……大约在年，也就是由冼星海作曲的《生产大合唱》在延安演出半年多后，八路军晋绥军区八分区派出了一支小型宣传队来到韩弓，有两个小八路文工队员（大的也就是十六、七岁，小的只有十四、五）来到我家，召集了七、八个小孩，让我们有序地列队站在东墙边，教我们唱“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所有这些，加上我在学校从刘楠老师那里学唱的《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都在我少年的心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说，我在受到儒家传统文化濡染的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文化的薰陶……
日军占领文水后，设了许多据点。距韩弓较近的有信贤和西社。敌人修了一条从太谷一带，经西社、信贤通往文水的公路，从韩弓的村东南穿过（村民叫“汽车道”），公路两侧五十米内的庄稼被砍光，电线杆子也沿公路排列。公路和电线杆经常被八路军领导的村民破坏。日军十分愤怒。大约在年冬，天寒地冻，日军强迫村民去修建南河滩的电线杆，韩弓村民（一家出一人，我也去了）采取了“磨洋工”、消极抵抗，出勤不出力的对策。日本兵很愤怒，拿枪托和皮鞭追打“磨洋工”的村民，我们乘机四处逃散……同年（一说年），八路军的游击队一度围攻打下了西社的日军据点，号召附近的村民到西社仓库里夺粮食，那是一个夜晚，韩弓的许多村民连夜赶到西社去夺粮……我站在街头，跃跃欲试，但年纪太小，背上一袋50斤重的粮食，往返24里路，显然力不胜任……此外，韩弓人对汉奸恨之入骨。我不记得有谁当过汉奸。村北头XXX的舅舅（叫栓贵？）是南庄人，当了汉奸，为虎作伥，有一天夜晚他住在韩弓（通往南庄路北的一家），被武工队抓捕后，立即处死。我想，如果没有韩弓村民的帮助，此事未必能办到……当然，“维持会”之类的组织是有的，伪村长也是有的，他住东街，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只记得他个子很高，面孔黝黑。
总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在抗日战争中，韩弓村民的表现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英勇的，总体上是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他们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包括生命，并为此后的解放战争输送、造就了一批军政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实际上，韩弓村民参加抗日战争的人数远不止这些。掩护抗日战士的人数就更多。至于后勤支援，那就更多了。这说明，韩弓人虽然以经商、务农为本，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还是深明大义，勇于作出牺牲的。……（.11.16）
三、关于韩弓孟姓源流的一点记忆与粗浅识见
1.孟姓源头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以至于现在的许多地方），中国人最怕的可能不是贫穷，甚至不是死亡，而是对不起祖宗。即使在极左的“破四旧”时期，许多中国人在意识深处还保留着这种念祖敬宗情结。不过，要“对得起祖宗”，首先就要了解，我们的祖宗是谁？
外出闯荡七十年，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际萦回：我从哪里来？我的老祖宗是谁？
自我回答很简单：我是“亚圣”孟子的后代。但是，在北京等地接触到的孟姓人氏（尤其是在年前），人家大都按明、清两代皇帝认定的行辈排名，即：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以上十辈，由明太祖朱元璋钦定，明末崇祯年间，经皇帝批准，又立了十字十辈：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清朝与民国初期，先后又立了三十字三十辈，此处从略）
而我家（包括韩弓孟姓人）却没有按此排行分辈。为什么？因此，我开始怀疑我们韩弓孟氏是否为孟子后裔。到年，我在北京听我的堂兄孟吉斋说，他追寻了，说我们属于”广”字辈。对此，我仍然将信将疑，怀疑我这个“辈“份太高了，但当有人问起排辈，我还以“广”字回答。直到近日接到具体分管《村志》编纂工作的韩弓副村长孟昌根来电话说，咱们村孟姓的排辈线索中断了，他们经过对文水五个村子孟姓的族谱调查考证，初步认定，我们确系属于孟子后裔，我属于“繁”字辈。他们这次对韩弓孟姓源头历史性的“打捞”，极其辛苦，且极有成效，意义重大，是具有开创性的。此处暂不展开说。听了昌根电话中的说法，觉得他们的考证比较可信。我从有关史料中也看到，自宋代以降，由于躲避战乱，孟子后代，曾多次离乡背井，向全国各地迁徒，山西也是目的地之一。据昌根讲，文水的孟姓祖宗大约是在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年）从山东兖州、邹县一带迁徙而来。如属实，我们极有可能就是孟子这支的后代。说“极有可能”，是因为今年（年）1月28日中央台10频道播出了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讲《百家姓》说到孟姓时，他说孟姓的源头，除了孟子这一支外，另外还有两支：一支是魏（战国时）国28代君王叫“公孟”（居于河南北部一带），是孟姓来源之一。还有居于山东一带的另一支，叫长雅（？）伯——是度支长子，称“孟”，子姓。而孟子这一支的祖宗为姬姓，是黄帝十二个儿子之一，传到周公，封于鲁地。
据昌根他们的追寻考证，我们韩弓的孟姓确实属是孟子这一支（因为其源在山东兖州、邹县一带，此地乃孟子出生地--年我曾拜谒过孟庙）。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算是踏实多了。孟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74位，人口约万，算是大姓了。
2.关于韩弓孟姓家世的一些追忆与传闻
以上追寻，可能远了一些。但这种探索是极为有益的，我们应该继续探索下去。说到韩弓的孟姓，为什么未按“兴、毓、传、继、广……”排行，昌根说，传承中断了。何时中断的？电话中我没有进一步打听。我特别关心的是，韩弓孟姓的老祖宗是谁？昌根说，是孟守惠。对我来说，这又是个重大的发现。我们的根找到了。很兴奋，很激动！早在年代，我就打听过孟家的“神则”（即每到年终时，挂在孟家祠堂的祖宗家谱，系丝织品）到哪里去了？最初听说在孟津家（近日听说是孟浚家）保存着，大概在“文革”中流失了。闻讯后，感到十分遗憾。这是我们孟氏家族的损失。此家谱我年幼时见过，宽约1米多，长约2米多。最上面有老祖宗的画像，下面是繁衍的系统，呈倒树形层层展开。凡故去的人，按辈分将其名字填写在竖长形的小方格内……遗憾的是因年幼，家谱上边故去的前辈名字，一个也没有记住。年后，随着拆庙、平坟等所谓“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大概再也没有或很少有挂家谱、祭祖的活动了，以至于连记载族谱的“神则”也找不到了（据说被拿去当被面用了），如今想来，除了一声长叹外，还能说什么呢？没有祖宗，哪有我们？但是这笔帐不应记在某一个人身上，而应该记在贫穷、愚昧与不加分析地“反传统”的社会思潮上……
3.关于我家五世族谱的一些点滴记忆
我的太祖是谁？至今不知。久居韩弓的孟姓“本家”人可能知道，但对我这个离家数十年的游子来说，至今仍是个谜。我只知道我的高祖是孟学林（根据是：我童年时，在大爷（伯父）家院子的门庭上方，曾见到一个蓝底金边的匾额，题字已忘，但“孟学林立”四字永生难忘。成年，尤其在“文革”时期，我从堂侄孟如玉口中进一步了解到，我的曾祖（即高祖之子）叫孟海云。至于我的祖父，早在我童年时就知道了，是孟士莹，这我在第一节中已提到了。我父亲孟大增（字德元）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我母亲孙柳青，南庄人，生于年，属蛇，年冬去世。我是他们的长子（当时叫孟呈尧）我的弟弟孟呈舜，年生，年英年早逝。
再回到我的祖父、父亲这两辈他们的职业上。据堂兄孟宝善年跟我说，祖父很可能也是经商的。祖母比较长寿，生年不详，卒年约在年前后。有关我大爷（伯父）的情况，可向我堂兄孟宝善了解，叔叔孟大厚的情况，可问堂弟孟成玉（在太原某银行退休）。这里只说一下我父亲。父亲孟大增约生于年，属猪。年青时（20岁-35岁）在蒙古大库仑（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特市）一带经商，大约在年四十岁左右时，赚了一点钱（据韩弓老书记孟整讲，我父亲背回半麻袋银元，大约有两千多元，盖了我家现在的院子（如今快坍塌了）。年代上半叶，我家属于小康之家，但当时土地并不多（十三亩），年又买了四亩多地。比起我大爷和叔叔家，家境算是很差或比较差的。那时父亲在张家口、北京一带经商，有一段时期在家种地。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乱，家庭经济进一步衰落。年冬，光种地已养活不了全家五口人，父亲只好含泪离家到张家口、北京（“兴元永”）粮食行业作店员，赚钱不多，勉强可以养家糊口。战后，在北京海淀区“福聚厚”粮栈当副经理，不久，又回到“兴元永”当副经理，收入也不多，连我在北京上学的学费都拿不起，只能让我去当学徒，自己养活自己。年夏，北京解放后，因为被骑车的路人撞伤，加之年龄已过六十，只好回家。他瘸着腿种棉花，年冬，赚了点钱，还买了二亩地，这二亩四分地在村南的“花园”地段，卖主叫麻秀英，中介人是孟芝楠，父亲花了三十二万元（旧币）。我最近偶然发现了这分地契，上面盖着韩弓村长孟胜和文水县长刘守仁的大印。但没有过了两年，年就赶上合作化，二十亩地全部归了公。这也可视作他老人家对韩弓作出的一点贡献吧。……年春，在大饥荒的背景下，他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4.关于我本人经历中的一点补充
在我写的《新中国电影艺术史》封面的折页上有个“简历”，限于篇幅，其中有些经历未能记载。如，我于年在北京上中学（“市立七中”）前，曾做过三年学徒（“学生意”）。先在西直门外的“广裕粮栈”（年秋-年冬），后在前门大栅栏的“仁发公银号”（年春-年夏）。因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只能给老板斟茶、倒水，没有机会学到什么财会知识。我自己对经商也毫无兴趣，一门心思想上学，想跳出“在家种地，外出做买卖”的传统老路，想多念一点书，闯一条新路。这可以说是我的少年梦。至于这条“新路”的尽头在哪里，当时脑子里还是一片迷茫……随着革命人生观的确立，这个人生的目标似乎逐渐清晰了，但后来自己的经历证明，这条路荆棘丛生，坎坷曲折，我和家人（尤其是父母）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里就不多说了。
关于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上述“简历”中说我“年退休”，这里应该纠正一下，是“离休”，而不是“退休”。我于年4月在北京通州区“潞河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民联”（半年后入党），按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就是参加革命工作了，是属于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年“离休”前，职务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归中宣部——中国文联领导）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行政级别是副司（厅）级，技术职称为研究员（正高级）。
四、补遗
“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这是个不得已而采用的写法。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与表达力都衰退了。只好用“补遗”的办法，把本应该放在一处说的事，分散在各处说。下面就补叙几件事。
1.关于老爷（关帝）庙的一副楹联
我在第一节中曾说到，韩弓关帝庙匾额上“智仁勇”三字对我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现在又想起，除了上述三字外，大殿两侧的立柱上，还有一副楹联。在我的记忆中，上联是“赤面秉赤心，身骑赤兔马……”，下联是“青灯观青史，手执青龙刀……”，它源于《绣像三国演义》一书，系关公被东吴大将潘璋杀害之后，作者写的赞词。我怕自己记忆不准，近日，请好友、《三国演义》的编剧叶式生先生帮助查了一下，原文上联是：“赤面秉赤心身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下联是：“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果然，自己的记忆不全。我当时只记住头几个字。现在一想到当时韩弓的关帝庙上有此文化意蕴深厚的楹联，觉得非常可贵。
关帝庙内还有两株高大的柏树，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可能是当时韩弓少有的几棵柏树，非常珍贵。关帝庙平常似乎不开，逢年过节庙门打开后，管庙的人才允许进香的村民进去，也可以顺便摘一些柏叶，回家后在火上烤烤，香气四溢，给孩子戴在帽子上，驱邪……
如今，韩弓的关帝庙虽然早已拆掉（据说麻家堡还保留着），但关公“忠义千秋”、“智仁勇”的精神，却永远存留在包括韩弓村民在内的全体华夏儿女的内心深处，代代相传……个人管见，儒家倡导的“三纲”，从总体上说恐怕不行了，但“五常”（仁义礼智信），经过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后，却可以融入到现代价值观之中。
2.关于“无碍寺”
我在第一节中提到韩弓曾有许多寺庙，但从未听说有过无碍寺。近读清代《文水县志》，说韩弓曾有过此寺。何谓“无碍”？据《辞海》：“……佛家语，通达自在……阿弥陀佛，亦称无碍光佛，无物能阻隔也”。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韩弓村民并不独尊某一种宗教，“顶的爷爷”种类很多，儒、释（佛）、道，都有，可以说是多神崇拜与对圣人（孔孟等）的崇拜。这样，这座以尊佛为主的“无碍寺”的消失，也就不奇怪了。但刚收到的《韩弓村志》初稿，却否定了我的推测。年前，韩弓的无碍寺并未消失，只是换了名字：大寺庙（娘娘庙）……
3.母亲口中的谚语
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书，是个文盲。但她口头经常说一些含有人生哲理意味的谚语。如“儿多女多罪多”，“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好人护三村，好狗护三邻”，“气力是奴才，使了再来”，“××××，糊涂世界”，“打死太子是个死，扯了龙袍也是个死”，“好儿不用多，伶仃有一个”，“为了人情在，提着钵子锅儿卖”，……这些口头语，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用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打死太子是个死……”这一句，是在阎军逼着交公粮，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时，她被传唤到伪村公所时，嘴里喃喃自语的；“为了人情在……”这一句，是在她自己日子已很艰难时，还从我每月给她寄的十五元生活费中，挤出数元，给有喜庆事的邻居家“行礼”时说的……当然，这些具有一定文化意味的谚语，并不是她个人的独创，而是流传在韩弓以至全文水地区的。她的长处，在于用的恰当——是时候，是地方。这是一种草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在此一记。
4.教育——再说当时小学课本中的一些内容
现在回想起，那时课文中励志与启发儿童心智的内容很突出。如李白少年时在学习上知难而退，一天看到一老妇欲将铁杆磨成绣花针的行动后，非常震撼，从此踏下心来读书，终成伟大诗人。X朝陶侃为磨炼自己的意志（恒心）与身体，每天反复搬砖不断。司马光砸缸以救小伙伴，文彦博往树洞中注水，以便让掉入的皮球浮上来等故事。外国的故事则有：华盛顿砍樱桃树，牛顿多此一举地在墙上开了大小两个洞，以便让小猫大猫分别出进（反映了智者千虑也有一失的情况）；还有武昌起义阎锡山配合辛亥革命，在山西举兵响应，詹天佑发明挂钩并在八达岭上解决火车爬坡的难题……这些课文都配有图画，通过这些古今中外名人的动人事迹，启发了孩子们的心智，激励了孩子们知难而进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韩弓小学生的心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这一代韩弓少年，后来能有所作为，有所持守，或有所成就，是同那些老师和这些教材息息相关的，我很感念他们。……
写到这里，突然感到，这篇原意在弥补未能及时“受访”而写的回忆录，字数已经过万，该就此打住了。我想用著名诗人艾青的一句诗来结束这篇思念故乡的文字：“为什么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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