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学术专著《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三部，发表论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方言小说》《乡村世界的凋敝与传统文化的提高》《智性视野中的历史景观》《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等。作品曾获“年山西省新世纪文学奖”，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年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年第五届“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
——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
上榜作品一瞥
文
王春林
从文体的角度看，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大约可划分为“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三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所谓“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与中国本体的艺术传统相关联，乃至具备一种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阔大气象，类似于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小说。所谓“史诗性”长篇小说，我更多地采用洪子诚先生的说法：“‘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至于“现代型”，则是我自己的一种真切体认，从其基本的美学艺术追求来看，这一类型的长篇小说不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不再追求人物形象的众多，不再追求尽可能立体全面地涵括表现某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在篇幅体量明显锐减的同时，这样的小说极有可能具有深刻、轻逸与快捷的思想艺术品质。这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很明显与现代生活，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匹配，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界定命名为一种“现代型”的长篇小说。
李洱80多万字的《应物兄》，可以说是一部被作家酝酿打磨了好多年，称得上是“板凳能坐十年冷”的优秀作品。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正是一种突出的“百科全书”性质。为了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李洱前前后后耗费了13个年头。如此一个漫长的构思写作过程，也正是李洱对于他所表现的数十年知识分子生活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悉心观察与揣摩的一个过程。唯其如此，这部作品才能够如黄德海所说：“作者自觉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在变形之后妥帖地赋予每个人物，绘制出一幅既深植传统，又新鲜灵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塑形。”依照我自己的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称充沛丰饶的知识分子之书”。
相比较来说，具有突出“史诗性”特点的，是贾平凹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山本》。这部作品无论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来看，抑或从贾平凹自己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部史诗性特征特别明显的厚重巨作，既有对秦岭颇具神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以革命为中心的一段复杂历史景观的精准呈现，称得上既是一部死亡之书，也是一部生命之书；既是一部呈现苦难之书，也是一部满怀悲悯之书。贾平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与他对秦岭这一特定地域以及那段特定历史的熟悉程度紧密相关。《山本》之外，另一部同样具有“史诗性”特点的，是刘醒龙以故乡为书写对象的《黄冈秘卷》。虽然说在《黄冈秘卷》的书写过程中，刘醒龙很明显地征用了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家族的生存经验，但这部作品却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是一部家族小说。作家借助刘氏家族中的若干人物而嵌入到历史的纵深处，进而对充满着吊诡色彩的20世纪中国历史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这部明显征用刘醒龙家族生存经验的长篇小说，与他那部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巨制《圣天门口》，事实上有突出的异曲同工之感。
另外三部作品，皆可以被纳入到所谓“现代型”的长篇小说行列之中。年已九旬的老作家徐怀中旨在书写战争的《牵风记》，既有对于战争残酷性的真切展示，也有对于将士爱情生活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却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价值立场的强力凸显。同样是聚焦于历史的长篇小说，刘亮程《捎话》的“现代型”特质也非常明显。作为一部思想蕴涵丰富的现代长篇小说，刘亮程在进行深度文化冲突表达的同时，更是对与文化冲突紧密相关的、具有极端自我分裂性质的现代精神世界进行了具有突出原创性的实验性探索。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作家的现代反战思想更多地通过他笔端的史密斯这样一名美国军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话，那么，陈河的《外苏河之战》较之其他战争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则在于，他通过对若干中国军人形象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与塑造，格外精准地捕捉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下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以上，笔者挂一漏万地对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6部长篇小说做了一番不失粗疏的盘点。一个必须引起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