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纪盛衰、示风励，不独以侈山川封疆之胜、人物风土之美已也。”
这是文水古县志里的两句话，第一句是说，县有志书，如同国有史书。第二是说，志可记录成败、得失，激励后世，不只是用来表现山川胜景和人物风情之美的。短短两语，点明修志的目的和意义。
据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考证，文水古县志共有五部，前两部早已佚失，后三部流传于今。
佚失的第一部县志修于明朝初年，《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著录，此志为永乐十九年（）至正德六年（）间所作，编者不详。成化《山西通志》卷二收其佚文一条，记文水风俗，“民素刚劲，俗尚俭朴，勤力稼穑，颇尚文学”。之后的县志未提到这本书，可见它流传面窄，明晚期业已亡佚。但记文水风俗的那条诗文却在之后的县志中时有提及，在民间也广为流传。
佚失的第二部县志修于明、嘉靖三十二年（），知县樊从简（河南开封人）、教谕苏子英（山东蒙阴人）、乡举王益爵、孙荣先、王荣、严三省等修纂。此志，清康熙十二年重修县志时还在，但以后也佚失了。不过，明天启五年县志中还保存有樊、苏序各一篇，论十篇，形胜、进士、乡举内容四则，诗九首。直至年修纂的《文水县志》，还录有樊、苏的两篇序言，王益爵、孙荣先描绘文水古八景“悬崖瀑布”、“石门浪雪”、“隐泉春水”、“平陵晚照”的几首诗词。
从佚文中可看出，嘉靖三十二年志共八卷，五十六目，依次叙述了地理、建置、食货、典礼、官政、选举、人物、杂述。各篇目前后大多附有引言和论断。从樊从简的序言中可看出当时编纂志书之目的很明确，即：“备采择”、“昭鉴戒”，意思是保存资料，提供鉴戒，这正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修志可“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相吻合。樊的论述还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值得称道，他批评“计赀而贡”的卖官制度，指出用钱买来的“例贡”，贤智之士不过“千百中之一二”，这些人当官之后只会谄媚讨好上司，加倍盘剥百姓。这种针砭时弊的评论在其他志书中是十分罕见的。
第三部县志修于明、天启五年（），也是流传至今的首部县志。修纂人为知县米世发（陝西蒲城人），教谕赵应徵，本籍进士福建巡按郑宗周、奉政大夫王在台等18人。天启志共十卷，即舆地、规制、赋役、典礼、官政、选举、人物、艺文、杂记，下分三十五目，另附二十八目。此志在前志的基础上经调整、俢订、补充而成，内容更为确切完整，对当时一些官员的政迹能秉笔而书，对当时官府政策的失当和偏差能作详实的记录和评论。
如明代晩期，与辽宁的后金连年打仗，朝廷在全国加征辽饷，文水一县即增收七千两白银。原说战争结束，即刻停收，然战争连年不断，辽饷依然征收。作者在评论中查问政府“战守机宜，有定尽否？”并警告说：“民力已竭，而边患未宁，江河能实漏卮乎？”一位小小地方官敢于如此记述、评论当朝政事，胆量气魄令人敬佩，而结局也不幸而言中，此志修成后仅十几年，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所以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认为，天启《文水县志》是本县最有价值的一本县志，也是保存最早、最完整的一本县志。
说起这本志的挖掘、整理、再版、面世，也甚为蹊跷，堪为不易。《乡音》年冬之卷刊有一篇赵克俊先生写的文章，题为《成培富与天启五年文水县志》，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文章写道：上世纪90年代初，原城镇中学副校长成培富老师受聘于县史志办写县志，偶尔在县档案馆发现了天启五年《文水县志》的一套拍摄照片，约余张六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分装在12个档案盒里。后得知，这是60年代初，原县委书记张怀英在京开会，发现北大图书馆珍藏着一套木刻版明、天启五年《文水县志》，系国內孤本，于是托人用相机全部拍摄回来。成培富被老书记注重文史资料的精神所感动，向史志办领导主动请缨，担负起抄录整理这套古县志的艰苦工作。他戴着老花镜，使用繁体字，历时13个月，前后抄录两次，终于将20余万字的这本志书抄录完备。之后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做了校点，原县史志办主任李培信、徐锦笙做了审定，原县委书记李留澜做了封面题字，山西省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古县志的再版面世，倾注了成培富老师的一腔心血，也是本县喜逢盛世，上下一致，挖掘、整理文化遗产的一大成果。
文水第四、五部县志分别修于清、康熙十二年()和清、光绪九年()。
康熙十二年志由知县傳星裁定，本县进士户部郎中郑昆壁（南安人）、江西知县郭鼎铉（北街人），举人曹珏（下曲人）等11人编纂。
光绪九年志由原山西巡抚曾国荃、卫荣光、山西提督张之洞等11人鉴定，由侯选知县武陵书院主讲阴步霞（交城人）总纂，儒学教谕陈桂柯（灵石人）、训导李养静（猗氏人）等协修。
两部县志体例基本一致，康熙志共十卷，分别为天文、地利、民俗、分建、财赋、典礼、贤才、武备、官政、艺文，下分四十一目。光绪志将贤才志中的选举、列女篇目单独列出成为十二卷，篇目进一步细划，变为七十一目。
清代两部县志同天启五年县志相比，更为规范具体，较详细地反映了本县明天启五年后及清光绪九年之前多年的历史。如卷目、篇目设制更为合理，光绪志増至七十一目，使人查阅更为方便；增加了参星图、山川图、城池图、县治图、学宫图，使人能直观清楚地了解当时的山川地貌、城区建置，要么县人一谈起本县为凤凰城，七十二碟楼为七十二贤人就津津乐道，颇为骄傲，或许是描绘县城的图文作了极好的佐证；就是小小的“风俗”一段也由远及近，叙写得合情合理，文中写道：“《诗传》曰：‘唐俗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通志》曰：‘民素刚劲，俗尚俭朴，勤力稼穑，颇尚文学。’《龙堂记》曰：‘风物繁华，英豪间出。’旧《志》曰：‘劲而轻生，俭而趋利，浇朴相伴，勤则其天性也。’今《志》断曰：‘男重耕读，女勤纺织，俗尚节俭，商多远出。’要知道清未民初，本县和相邻县份平遥、祁县一样，“走西口”“赴京城”的不在少数，“商多远出”一句概括得再恰当不过了。
清代两部县志与明、天启志相比，也有不妥之处。如李裕民教授在天启五年志的前言中指出，天启志艺文类共收诗词64首，康熙志删去29首，其中樊从简的《征夫》、郭臣的《闻警》、郑之侨的《晒鱼网》等，这些反映明末与后金作战、派款、征兵的诗句，以及杂志类中有关宋金作战，蒙古兵入侵的记载，均被删去了。赋役志中的田赋、岁额、辽饷也几乎被删去了。这些资料是研究明末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只是因为清的前身是后金，他们不愿看到任何指责其祖先的文字，便毫不客气地砍掉了，这是清代方志的通病。然而，尽管如此，清代两部县志也有此不可替代的作用。
岁月流逝，朝代更替，清代两部县志也频临绝迹。
据年《文水县志》记载，清康熙十二年《文水县志》，北京故宫图书馆仅存原木刻版本1套，省图书馆仅存有由台湾引进的影印本，县志办公室、县档案馆、图书室各存有1套台湾影印复制本。清光绪九年《文水县志》，县志办公室、县图书馆仅各藏木刻版本1套，县档案馆仅藏存4套。
年，文水史志办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挖掘整理这两部旧志，曾派专人两次赴京查阅核对两部志的原版本，聘请县进修校原校长郝履安、县政协干部庞建强进行了详尽的点校和加注，又呈送已调往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对点校本进一步审阅、校对，历时1年，这两部县志终于再版发行。为便于人们阅读，两志由原来的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橫排版，并合二为一，书名定为《清代文水县志二种》。
盛世俢志，是幸事、是善举。盛世再版旧志，也是幸事、善举。至此，文水有三部古县志再版流传，它承载着绵长的历史，承载的灿烂的文化，从尘封的书库中姗姗而来，露出其特有的勃勃英姿。
再次感谢那一代代一个个孜孜不倦，无怨无悔的修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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