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孕育了一方文化。
傍汾河而居的祁县、太谷，不仅丰饶美丽、物华天宝，更是文化沃土，孕育出许多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歌舞文化。祁太秧歌（太谷秧歌）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一方自然山水草木与历史人文气息滋润的结果，是天、地、人感应相合的天籁之声，也是历经数百年岁月积淀遗留下来的最质朴、最自然的原生态文化珍宝。
发端于五代十国，盛行于明清时期，哼唱在田间地头，绽放于民间舞台。以祁县、太谷为轴心，辐射周边10余个县的乡土小戏——祁太秧歌，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质朴的原生态特征，历经岁月、历久弥新，从山西走向全国，从首都走向世界。
在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匠心传承下，在各级政府的创新推广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祁太秧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乡土俚俗
孕育出的“小曲曲”
明清时期，晋商为五大商帮之一。买卖人南来北往川流不息，无数财富经过晋商归乡之路汇集于晋中。商业兴盛、商贾云集的太谷、祁县一带，乡俚文艺兴盛，成为小曲小调的沃土。
这些乡间流传的小曲小调曲调优美，易学易记，因此广泛流传。受流传区域内方言音韵的影响，逐渐形成以祁县、太谷为中心，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流传的地方剧种。
明代正统到崇祯年间，是小曲小调广泛传播的时期。当时，在晋中一带已流行由民间艺人传唱的小曲曲。祁县文化馆曾搜集抄录了不少古代小曲曲，包括《编根罗》《并蒂莲》《一块铜》《小尿床》《高老庄》等20余首曲词，与祁太秧歌小曲不但同名，而且形式大同小异。明代万历刊本《玉谷调簧》里，有咏私情的问答体小曲，同祁太秧歌小曲《娘问女》《挑水》的题材极其相似。可见明代小曲盛行之时，晋中平原的小曲亦广泛流行。
真正形成祁太秧歌的时间，是清雍正时期安徽“小歌舞”注入之后。这种小曲初无剧种专名，笼统地称之为“秧歌”。流传较广的祁太秧歌的曲调、曲牌多为晋中原有。作为自编自演的小曲、杂说、歌舞、戏曲的综合体艺术，祁太秧歌以农村生活故事、民间习俗、传闻轶事等为题材，以优美的曲调和表演形式真实反映人民生活，深受群众喜爱。
群众基础深厚的秧歌戏，因词名俚俗，向为封建文士所鄙薄，清代省抚屡下禁令，民国八九年间亦下令禁演。
《祁县志》康熙四年版记载：“置里镇置市集奠民居而通民财也。县市奇曰各街轮开自辰至午。十五日为上元节祭天地，设鳖山，悬花灯，放烟火，聚欢弦歌，有太平景象。”可见，当时祁县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民间文艺也比较活跃，走村串乡的艺人来往不断。又如清代《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五刑杂犯》法令：“民间如女中有一等秧歌脚惰民婆，及土妓流唱、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籍……”康熙十年载，禁唱秧歌妇女条：“凡唱秧歌妇女及惰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清康熙四十七年，孔尚任《平阳竹枝词》第一首“踏歌词”有：“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从词中可以看出凤阳少女在平阳（今临汾）表演凤阳花鼓踏歌的情景。当时祁县、太谷一带经济优裕，交通畅达，卖艺求生的“凤阳花鼓”艺人也到这里学唱流行的秧歌。
最初的秧歌曲主要用于元宵社火，随社火队在街头演唱，所以也称“过街班”或“踩街”。
踩街秧歌队的表演形式，由俊扮和丑扮两个公子相配，手持折扇领头，带领身背花鼓的女角色和拍小镲、敲小锣的男角色共二三十人，分两行沿街行进表演，炮声响处，走至迎接的户主门口，先由领队公子咏颂即兴顺口溜，之后两三个演员进入场地中央，边舞边唱小曲，表演歌舞小戏。表演完继续前进，直至踩遍各街为止。所表演的节目，如《写十字》《十把扇》《游社社》《看画儿》《四保儿上工》等。其中，有第一人称的歌舞小戏，也有第三人称横排式的歌舞节目，他们唱见闻、数典故、叙景致、表古人，故事情节均较简单。歌舞时没有弦乐伴奏，只是轻敲鼓边、轻击锣镲，掌握节奏。舞蹈动作也较简单，但却是歌中带舞，歌舞结合，这是祁太秧歌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突破。踩街秧歌活动的时间较长，一直延袭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消失。
清朝乾隆六十年刊印的《霓裳续谱》云：“秧歌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祁太秧歌《打花鼓》中也有：“夫妻双双出府门，海走天涯唱秧歌。”
唱凤阳花鼓的艺人到了北方，也随着北方的风俗习惯唱秧歌了。虽然凤阳歌与秧歌的曲调，在调式、调性、音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互相吸收、融化，逐步成了一体，统称秧歌，而凤阳歌的名称在北方也逐渐消失了。
另外，还吸收了“莲花落”的格调，《津门杂记》云：“北方之唱‘莲花落’者，谓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又云：“后有人改名太平歌词云。”“莲花落”是夹说夹唱的一种说唱艺术，用竹板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祁太秧歌《烙碗计》剧中，丑角学唱“莲花落”词：“呱哒儿呱，呱哒儿呱，花鼓汉子把话明，再把妻儿叫一声。”这是以“莲花落”形式唱《打花鼓》中的唱句。又如《小放牛》唱词：“打个什么锣？打个太平锣；打个什么鼓？打个凤阳鼓。”念白中有：“口儿里唱的都是莲花落吆降呀咳。”又唱，“一喷一朵莲花，花开一朵美。”《打花鼓》中唱：“转过这条臭胡同，咱们再唱莲花落。”这说明凤阳花鼓艺人来到北方后也唱“莲花落”。
凤阳花鼓对祁太秧歌的丰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祁太秧歌曲调增多了，剧目也丰富了，并且增加了数板与念白和唱完有说、说完再唱的节目。当地艺人也编出不少剧本，如《吵街》《东六支赶会》等，还有另一种形式，丑角上场先说一段与剧情无关的杂说，如《双唤妹》《碾糕面》等。这种有歌有舞有说的三结合节目出现后，对祁太秧歌又是一个大的发展，而且孕育了戏曲化的胚胎。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祁县、太谷、平遥等地的商业蓬勃兴起，商人四处经商，外地商人也频繁来这里通商。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当时人们对时兴小曲、流行小戏的兴趣倍增。如《走西口》《金全卖妻》《小上坟》《放风筝》等剧目，都是这一时期由外地传来的。在这些剧目的影响下，启发了民间艺人编唱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口头剧目，如《割田》《回家》《换时花》等。这说明秧歌戏曲中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清朝道光年间，晋中平原农村成立了许多“自乐班”组织。据已故的晋剧票社活动家郭少仙讲，他在太谷韩村曾看到该村“自乐班”的一只衣箱，上书“道光十九年立”等字样。又据年过九旬的离休老教师张景芳介绍：“‘自乐班’的组织，最晚在清朝中叶，即祁太商业发达时就有了。”当时农村一般是踩街秧歌活动，后登上台子演出。台后设一卯桌，上挂“同乐班”“喜乐社”等类的幔帘。节目有歌舞小戏、杂说、秧歌等。其中，秧歌戏是占主导地位的，并有武场配合，如《埋儿》《巫神》《劝女》《缝袍子》《骂鸡》《卖豆腐》等。
从此，秧歌戏的雏形产生了，这也是祁太秧歌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重要标志。
秧歌艺人登台演出后，起初在本村演出，后出村、出县演出。据原晋中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刘俊礼从清徐县尧城村见到舞台墙壁上记录有光绪二十二年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祁太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祁太德胜社，据说是由祁县名艺人“老双龙”“四杆旗”两人组织的半职业性班社。这类班社的出现，说明祁太秧歌的发展又前进了一步。
民国15年前后，祁县、太谷秧歌艺人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出了一批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生活的秧歌戏，并创作出一些新曲调，一直流传至今。如《唤小姨儿》《做小衫衫》《十家排》《送樱桃》《跟大嫂顶工》等曲调。
这一时期，有些晋剧艺人曾与秧歌艺人合作，改编和创作过不少优秀秧歌戏。如祁县谷恋村的晋剧名鼓师高锡禹（狗蛮），与中村秧歌艺人创作的《恶家庭》《锄田》；改编的有《改良算账》《回家》等。这些剧目不但生活丰富、内容健康，在音乐和唱腔方面，也大有改进，戏曲韵味也浓，是祁太秧歌中的优秀节目。晋剧和秧歌，这两种“姐妹艺术”的艺人，还一起组织“风搅雪”班子，同台演戏，既演晋剧，也演秧歌。
晋剧艺人在表演、化妆、服装等方面，给秧歌以重大影响，对提高秧歌艺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晋剧和秧歌艺人，互相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祁太秧歌剧种，很快推广到了晋中10多个县，它在群众中的声誉，也越来越高。
服务时代和人民的秧歌戏
在抗战期间，敌占区的祁太秧歌艺人多遭残害流散，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在抗日根据地的晋绥边区，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七月剧社”“大众剧社”“五五剧社”和“人民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曾以祁太秧歌形式与声腔艺术，演出过《闹对了》《刘巧儿》《以毒攻毒》《两亲家》等剧目。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生产积极性。
晋绥边区当时流传着两种秧歌曲调与剧目，两者风格特点不同，名称混淆。后经晋绥文联召集戏剧工作者磋商，二者从地域上区分名称，即“陕北秧歌”“晋中秧歌”两种，从此，“晋中秧歌”代替了历史上统称的“秧歌”。太行根据地的“祁县建设剧团”也曾以祁太秧歌形式与唱腔，演出过《敌我对比》《劝玉英》《小二黑结婚》等剧目。这是祁太秧歌为革命根据地人民服务的光荣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祁县共有业余秧歌剧团71个，艺人余名。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秧歌，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表演上既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艺术，也有丑恶淫秽的渣滓。年5月9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后，各级领导和文化工作者，明确了秧歌艺术发展前进的方向，并着手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教育团结艺人，提高自身素质，为改革创新创造条件。
同年11月，榆次专署文教局组织祁县、太谷、文水、交城4县的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由祁县文化馆主办，建立了“祁太秧歌研改社”，在演出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这次研改将太谷秧歌改称“祁太秧歌”，但人们仍习惯称“太谷秧歌”）。他们剔除了不健康的东西，整理改编了《新打花鼓》《五秃嫂逃婚》《下山》等一批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上演了《挑女婿》《送嫁妆》等现代戏，并在声腔、音乐方面，加强了节奏性，丰富了锣鼓点，有的剧目还配以弦乐伴奏。
自此，祁太秧歌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祁太秧歌剧种名称的诞生，是继晋中秧歌之后的又一次改革。民国20年前后，祁太两县的秧歌艺人，创作演出的剧目与曲调，曾轰动一时，传布甚广。因此，祁太秧歌名称的诞生是符合上述实际情况的。另从地域上看，晋中范围内，除有祁太秧歌外，还有介休的干调秧歌、汾孝地秧歌、晋源秧歌（太原南郊区）、祁县温曲武秧歌等。如果将祁太秧歌仍称晋中秧歌，就不切合上述实际情况了。因而，改革为祁太秧歌，是比较恰当的称谓。再者，从沿革上看，祁太秧歌自清康熙十年至抗战时期，由秧歌改称晋中秧歌，直到年改称祁太秧歌后，一直沿用该名称。
年，榆次县成立了第一个专业剧团：榆次县秧歌剧团，演出了很多移植现代戏，如《朝阳沟》《李双双》《李二嫂改嫁》《三换肩》等。也改编了不少传统戏，如《偷南瓜》《当板箱》《卖高底》《卖豆腐》《绣花灯》等，均受到观众的赞扬。以邱金兰为代表的第一代优秀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这是祁太秧歌的新发展，尤其是出现了男演男、女演女的情况，男演女的历史开始改变。同时，全部剧目增加了弦乐伴奏，丰富和发展了击乐锣鼓点，改一剧一曲为一剧多曲。在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从此，祁太秧歌走上了一条完善而又不失泥土气息、改革而又不变其特色的新型戏曲化道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飞跃。
年，太谷县成立“太谷秧歌剧社”。在名演员王效端（香蛮旦）的培训下，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演出节目有《逼婚记》《西厢记》《王老虎抢亲》等。年，晋中地区戏剧会演时，青年演员刘丁英、籍红玉获“优秀演员”称号。此后，祁太秧歌开始恢复上演。
地方小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祁太秧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愈加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及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